“外資在華機構聯動其母國和本土集團，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參與政策鼓勵的‘一帶一路’建設等，實際上還是和同一波人打交道。所以，既要走出去也需引進來。”有外資銀行人士認為。

離場雖多仍有堅持

近年來的外資銀行“離場”亦非鮮事，僅2016年-2017年，就有三筆較大規(guī)模的銀行股權交易。

2017年，上海農商銀行原第一大股東——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銀行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澳新銀行”）將其持有的20%上海農商行的股權，分別出售給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和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總交易額約91.9億元。此外，將計劃出售所持天津銀行11.95%股份。

2016年11月，華夏銀行公告稱，人保財險受讓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盧森堡公司以及薩爾·奧彭海姆合伙企業(yè)持有的華夏銀行21.36億股A股。受讓后，人保財險將持有華夏銀行21.36億股，持股比例為19.99%。

2016年2月，花旗將所持有的廣發(fā)銀行20%、IBMCredit將所持有的廣發(fā)銀行2.686%股份以196.84億元出售給中國人壽。中國人壽在交易完成后持有廣發(fā)銀行43.686%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

以“出清”方式退出所持銀行股權，主要發(fā)生在股份行，且是近年來外資機構退出中資銀行股權的主要方式。

實際上，外資機構關閉網點、拋售股權的例子已不勝枚舉。外資機構入股中資銀行集中發(fā)生在2005年至2010年的商業(yè)銀行股份制改革，截至2008年底，工中建交四家大行引進9家境外機構投資者，24家中小商業(yè)銀行引進3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但2009年，瑞銀集團、蘇格蘭皇家銀行先后出售所持中國銀行股份。到2012年，“出清”模式大量出現，花旗銀行則出清所持有浦發(fā)銀行股份。2013年，高盛出清工商銀行股份，美國銀行出售建設銀行股權。外資機構撤出獲利甚豐。如澳新銀行于2007年9月入股上海農商銀行，投資額5.7億澳元，最終獲得逾90億元的股權轉讓加上股息分紅收益。

實際上，雖有外資機構撤退，但仍有少部分選擇留守者，呈現“冰火兩重天”。

2017年4月，北京銀行披露240億元的定增預案，以補充核心一級資本。第一大股東荷蘭ING Bank N.V.以自有資金繼續(xù)參與定增。不僅如此，ING不斷增持北京銀行；北京銀行擬成立中外合資直銷銀行，業(yè)內人士預期該行的外資合作對象為ING。

外資再進場需突破多重約束

外資機構增持中資銀行股權，難點或并不在監(jiān)管上限，而是自身經營情況，特別是資本約束。

究其原因，外資機構出清在華股權，多因其母國“后院起火”。一方面，部分銀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遭受重創(chuàng)，負利率等外部環(huán)境改變影響銀行收益；另一方面，近年來各國普遍提高了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這迫使外資機構或收縮陣線，或出售資產。

“外資行過去幾年在風險管理、信息技術方面帶來正面的啟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表示，“減持或出清不應該過分解讀，更多還是看從資本、經營、投資等角度綜合考慮的結果。不是不看好中國銀行業(yè)的發(fā)展，更不是不看好中國經濟的發(fā)展。”

“與中資銀行不同，在華外資機構不僅需要符合中國監(jiān)管部門的要求，還需要遵循母國監(jiān)管機構的要求。次貸危機以來，發(fā)達國家銀行監(jiān)管日趨強化，這種雙重約束的影響愈發(fā)明顯。”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表示，隨著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發(fā)達國家監(jiān)管普遍提高了大型銀行的監(jiān)管資本要求。為達標，這些銀行要么在市場上籌集資本，要么就需要變賣資產、收縮投資，以補充自有資金并降低監(jiān)管資本。

他認為，在過去幾年中，歐美大型銀行通過變賣股份和機構的方式，大規(guī)模削減非核心地區(qū)的業(yè)務和投資，在中國和整個亞洲地區(qū)都是如此。另外，由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剩下的沒有退出的分支機構，規(guī)模擴張能力也會明顯減弱。

例如，澳大利亞審慎監(jiān)管局表示，澳新銀行等銀行準備金需從7%提高至8%。同時，澳新銀行也收縮業(yè)務，隨德銀、花旗和美國銀行等退出亞太地區(qū)投資。德銀今年二季度收入減少，德銀表示是由于外部環(huán)境變化及公司戰(zhàn)略的調整。盈利被不斷縮小的凈息差所吞噬，利潤則被風險項目和監(jiān)管的巨額處罰所瓜分，這使得其考慮縮減成本、砍掉盈利能力較差的業(yè)務條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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