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劉震云的兩部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均被改編為電影，引發(fā)眾多關注。每次談及新作，劉震云總是三緘其口。直到2017年，暌違五年的新作《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終于出版。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且聽劉震云用一貫的幽默為你一一道來。
“吃瓜群眾”才是主角
“吃瓜”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網絡用語，人們往往用“吃瓜群眾”來形容圍觀看熱鬧的人。劉震云對這個網絡用語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愛看熱鬧，是因為生活中不缺戲看。戲劇已經沒落了，但驚心動魄的大戲，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吃瓜’的最好時代。”這樣說來，作家包括劉震云本人應該也是“吃瓜群眾”，因為小說中所描述的細節(jié)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作家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細節(jié)用奇妙的結構組織起來，呈現給讀者。
書中，劉震云剖析了“吃瓜時代”的本質：吃瓜群眾并不在場，卻又無處不在。你無事時他們沉默；你出事時，他們可以在瞬間掀起狂歡的波瀾，也許還會決定你的命運。這構成了奇妙的敘事甚至延伸：他們既參與了故事的發(fā)展，也將參與閱讀，也就是這本書的讀者。
上一章暴風驟雨下一章一句話
從早期作品《一地雞毛》起，劉震云就著力寫一個人與身邊幾個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一個人牽扯出另一個人，故事由此蔓延開來。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寫的卻是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楊開拓、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劉震云說，過去寫的人物關系是顯見的、緊密的，這次寫的這幾個人關系是空白的，空白中藏著一些道理，寫的是顯見的人，但主角并不是這些人，而是吃瓜的群眾。
劉震云的小說語言特色很鮮明，有讀者總結出了“劉氏句式”：“不是A，而是B；也不是B，而是C。”這樣書寫是為了把事背后的理繞出來。
對新作的得意之處，除了在結構上搭建了沒寫出的那部分故事的龐大世界，更在于在語言上近乎極致的錘煉。他說：“寫作不用形容詞，而把作品寫出來，就好比一個女孩，不準化妝，素面出來，才能看出真本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寫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現代和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家。”
當然，簡潔本身沒有價值，能把簡潔寫得比復雜還要豐富，才算是語言上有心得，“比如，在這本書中，上一章暴風驟雨，寫了二十多頁，下一章：一年過去了。一頁就這一句話。這是節(jié)奏使之然，也是字與頁之間的力量，也是起承轉合的力量。”
對話劉震云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編劇
廣州日報：您的很多作品搬上銀幕后叫好又叫座，今年您憑《我不是潘金蓮》還獲得了年度編劇獎，您覺得當作家和當編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劉震云：其實我的小說并不適合改編電影，因為電影需要完整的故事，相對集中的人物。這么說吧，影視有點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說重視過程，是油熱了之后肉和菜下鍋的聲音。像《溫故1942》通篇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相對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剛導演把它改成了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也不適合改成電影。但為什么也改了？一定是導演想到了電影、文學包括生活之外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超越了故事、超越了人物背后的一些特別值得思考的東西�！冻怨蠒r代的兒女們》如果改成電影，也會有一個特別大的困擾，四個主人公怎么在電影里呈現，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一個難題。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編劇，因為我不知道劇本該怎么寫。我覺得小說和電影劇本最大的區(qū)別是，小說特別重視一件事、一個人、一段情緒怎么來的，需要從頭至尾說清楚，說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寫，但這些對于電影劇本是沒有用的。電影劇本講究顯性的東西，而小說特別講究隱性的東西。如果說像《我不是潘金蓮》大家比較認可，我覺得還是小剛導演工作做得比較多，我基本上沒做什么。
廣州日報：新書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劉震云：最大的挑戰(zhàn)是語言，好多人說我的語言特別有風格，閉著眼睛聽也能知道是劉震云的作品，其實就是文字特別簡潔。文字簡潔就是不用形容詞。但語言如果只是簡潔，那這個簡潔也沒有什么用。簡潔的語言里面又出現了比復雜還復雜的意蘊，這就證明你的語言到達了一種有心得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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