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再度嘩然。
此前一天,二戰(zhàn)中國勞工聯合會及律師團被擋在這場通報會的門外。他們又緊急連發(fā)兩次書面聲明,堅決拒絕草率和解。
聲明中反復強調:在三菱公司對于“承認歷史事實”、“真誠謝罪”、“實質賠償”等核心問題上掩蓋事實、推卸法律責任的情況下,目前所稱的“和解”達不到正視歷史事實、告慰被殘害致死的親人、撫慰幸存者、安撫死難者遺屬的基本要求。若草率和解,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
至此,不同民間維權團體的訴求分歧浮出水面。而三菱公司始終沒有公開回應。這樁歷史公案依舊懸而未決。
一份來自日本的勞工名簿
當這份勞工“生死簿”擺在康健面前時,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找到受害人,還有更多的幸存者。兩名勞工聽說要告日本,并不相信,這么多年過去了,沒有人真正問過他們當勞工的苦
康健所在的北京市方元律師事務所,位于北京市北三環(huán)邊上,每天一上班,她的電話就響個不停。
20年前,初次涉足日本侵華索賠案件的訴訟時,她才40歲出頭。“根本沒有預見到事情會這么復雜,這么艱難”。
1995年,康健作為中國女律師代表,參加在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在一場NGO分論壇期間,中日女律師就保護婦女權益問題交流,一位日本律師忽然提出,希望幫助二戰(zhàn)期間被強擄的中國慰安婦在日本法院起訴,特別需要中國女律師配合。
現場的寂靜讓康健感到尷尬。當時,慰安婦問題在國內幾乎沒有任何公開研究。今天竟被日本人主動提起,她覺得這個“球”得有人接。
“如果說需要我們合作,我想有可能。”她打破沉默,盡可能委婉地答復。
一個月后,日本律師大森典子專程到北京來找她。對方對此事的認真和熱情,超出了康健的預期,讓她有些感動。中日律師界的聯合取證調查,從“慰安婦”、毒氣彈一直延伸到勞工。
對中國勞工的系統(tǒng)調查,線索來自一份1946年的日本外務省報告書。
這是一份曾被日本政府下令銷毀的報告書。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由官方和民間人士共同編制,其中記載了從中國強擄至日本的勞工名單,內容涉及在日本非正常死亡的死者籍貫、死亡原因等。日本官方編制這份報告書的目的,是為了應對中方作為戰(zhàn)勝國對日本的調查。然而東京審判結束后,國民政府遲遲沒有行動,日本政府遂下令銷毀這份報告書。
彼時,有參與調查的日本民間人士感到,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被銷毀太可惜,于是偷偷將一套不完整的資料,保存于東京華僑總會。直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抗戰(zhàn)勝利五十周年前夕,東京華僑總會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公布了此事,在日本引發(fā)輿論關注。這份報告書終于被公之于眾。
報告書內容雖然經過粉飾,并不完全真實,但因其來自日本,日方無法抵賴,是非常有力的訴訟證據。中國勞工一系列狀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yè)的索賠訴訟,在日本各地方法院被提上日程。
當這份勞工“生死簿”擺在康健面前時,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找到受害人,還有更多的幸存者。
1995年,康健從北京出發(fā)赴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尋找勞工及遺屬。雖然勞工名簿上地名清晰,然而實地探訪時才發(fā)現,尋找勞工的難度如同發(fā)掘“文物”。50年過去了,各地行政區(qū)劃地名大多發(fā)生變化,只能“用最土的方法”,一個村接一個村找同姓人打聽。有時連跑幾個縣,一無所獲。
康健至今仍記得她找到第一位健在勞工時的興奮。那是在青島郊區(qū)李莊,找到兩個為日本企業(yè)西松組做苦役的勞工,一個手指斷了,一個癱瘓在床上。他們在對日戰(zhàn)場上被俘,抓去西松組做苦力。聽說來訪的律師要告日本,兩個人不相信,但還是詳細地講了在日本的遭遇——這么多年過去了,沒有人真正問過他們當勞工的苦�？到≡诖策呑隽斯P錄。
2000年,山東律師董一鳴加入到中國勞工對日本索賠的律師團隊中,很快成為中堅力量。他對山東本地的情況更加熟悉,在德州的禹城、平原一帶,因靠近鐵路線,方便抓捕勞工,河北和山東交界處是侵華日軍強擄勞工的重災區(qū)。他帶著十幾位年輕律師,深入德州、濰坊等地調查取證。目前整個律師團已完成了對200多位勞工及遺屬的直接調查取證。
河北和山東交界一帶是侵華日軍強擄勞工的重災區(qū)。2000年12月,在征集了十幾位原告的意愿后,由北京、河北、山東、大連、河北及南京的八位律師組成律師團曾嘗試在國內法院提起代理訴訟。但法院收取材料后,既沒有受理,也沒有駁回,至今杳無音訊。
日本最高院關上大門
中方律師對法庭辯論最深刻的印象,是被告席上的冷漠。對于原告提出的侵害事實,被告不予答辯,不知道,不理睬。他們慣用的抗辯理由,無非兩點:一是案件超過訴訟時效,二是,個人不具有國際法意義的主體資格。簡言之,今天,你已沒有法律資格來告我
2003年一天的午后,張楊午睡醒來,發(fā)現父親張世杰不見了。一起失蹤的,還有被藏起來的自行車。
張世杰在報紙上看到尋找勞工的消息,他坐不住了。
二戰(zhàn)結束后,張世杰乘美國軍艦從日本返回中國,在塘沽上岸,在碼頭上就被國民黨部隊抓了壯丁,派到了中國內戰(zhàn)的戰(zhàn)場上。
被日本人抓走前,他剛在武強縣念完高小,新婚不久,有了不到一歲的女兒。被強擄至日本當勞工的經歷,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幾經生死,他從戰(zhàn)場逃離,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一度以收廢品為生。
2003年,張世杰78歲。他通過報紙上的廣告,聯系上了康健,發(fā)現更多和自己有著相同經歷的人,有的就住在北京。兒女怕他自己出去找迷了路,悄悄把自行車藏了起來。
“找著了!我找著了!”他最終還是騎上十多里路,去看看和他有著同樣苦楚的老伙計。
2004年11月,張世杰站在日本長崎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
開庭前,他找到了當年下礦井的地方。長崎的冬天很冷,當勞工時,他只有日軍淘汰的舊單衣可穿,一天干十小時重體力活,每餐只有兩個小黑窩頭吃,動輒挨打,牲口不如。重回舊地,他和另外一位勞工遺屬,被支持訴訟的華僑和日本人簇擁,站在法庭外請愿。張世杰親手寫下大標語“還我公道,還我尊嚴”。白底黑字,分外醒目。 2/4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尾頁 |
